中国教育在线：请您介绍一下您求学的经历。

  宋维明：我刚入校是在云南，学校是1979年才搬回北京的，所以我在那上了1年多时间。到了北京之后，我还不是在北京林业大学上的，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的，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有意思。这个学校因为文革人才断档正在物色合适的青年教师，从77级学生中挑一部分人作为教师进行培养，不再继续学这个专业了。 我当时就被挑上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3年经济学。那时候学校是没有宿舍的，当时的食堂的窗户也特别窄，我们打了饭以后，就端着盆满世界蹲着，跟现在工地上的民工一样。而且，也赶上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大讨论。孔夫子曾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行路指的是历练，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非常丰富，尤其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比较早地思考人生，这也算是人生比较重要的资本。我曾记得我上大学，我的一个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习。我们见了面就坐在一块儿讨论黑洞、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等，不像现在吃吃饭、看看电影。当时文艺青年也很多，他们写诗、写文学作品，也导致那时候我们最崇拜的是中文系的学生。

  中国教育在线：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做校长有什么帮助？

  宋维明：通过这段历程，我在今后面对现实困难的时候，首先表现出了一种坚韧和坚强的品格，遇事不退缩。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说了你就做，要答应做的一定就去做好——要努力，要么就别做。如果某件事情不值得做，我就不会去插手，哪怕会涉及到利益问题。其次，对所有的人都要保持一种真诚的态度。我以这样的方式在工作环境中很容易和各方进行交流，所以容易获得支持。我不那么强势，但也并不意味着我懦弱。 最后，要实实在在地干事，不要忽悠。这可能也是源于知青出身的缘故。第一，忽悠是吃不饱肚子的。第二，你面对农民的时候，人家也不信你的忽悠。第三，当时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是一块儿长大的，也形不成忽悠的氛围。挣工分是实实在在的——你干一天干活，有10个工分，否则就没有。我做校长比较晚，是在2010年，我已经53岁了，但我要用尽我的力量让这个学校一年一个样，让老师和同学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这个学校的变化和发展。

  除了环境在不断变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科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学校的学科也很好地对接了国家建设生态文明这个大战略的方向上——学科特色就是生态环境。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使得这些学科包括人才培养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内排名就不说了，在国际上QS、USNEWS、ESI的排名上升，而且也在不断增加，如ESI指标就一下子提升了100多位。这就是学校的整个机制变革、环境建设、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所带来的成绩。人、平台、方向、学科几个方面综合起来都在前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对大学来讲是非常不易的。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让我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我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也特别希望自己就此赶紧退出，免得以后就更难取得成绩了。而且，人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在什么阶段要做什么事。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已经过了那种可以迸发出很强创造力的那个阶段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