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订阅号
百年大计，教育先行；教育大计，教师先行。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已经达到207.49万人。这二百万大学教师不仅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立德树人本位；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肩负科技强国重任；而且其本身也是重要的人才资源，在引领、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行评议是大学教师发展的核心学术资源。
首先，大学教师专业性职业的属性决定了该类职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从业者不仅从这些体系中汲取成长资源，更重要的是，从业者自身是这些知识和技能体系最重要的构建者和发展者；在这种“学习—吸收—反馈—补充”的持续交互过程中，从业者和整个专业性职业得以不断发展。
其次，专业性职业通常需要较长的职业准入培养，以便从业者能在超出原有经验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中工作，并且还须具备从其行为后果中吸取教训，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总结更有用的经验的能力；从业者还必须与其他同行交流这些经验，以便整个专业团体都能从他们的见解中受益。
第三，高度的专业性决定了外行难以对专业性职业进行评价，只有内行才能评价和规范内行，确定及坚守相应的质量标准。由此可见，同行评议不仅对于大学教师个体，而且对于整个大学教师职业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
但是，实践中大学教师能接触到的共同体成员是非常有限的，同行评议的途径也是匮乏的。能够接触的共同体成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求学阶段的师生，主要是导师和“同门”；二是工作时同院系的教师，三是审稿人，四是其他人员。能够同行评议的途径也不多，一是私人联系的非正式交流，二是在学术论坛、专业会议等活动中的交流，三是审稿阶段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人才项目等方面的相对正式的同行评议。
这些人员和途径有五大突出的限制。一是“出身限制”，即学术成长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接触到的共同体成员类型，决定了获取不同类型共同体成员成功反馈的可能性。二是视野限制，通常教师只能接触和获取认知范围内的共同体成员的反馈。三是能力限制。尽管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链接全球学者，但就教师个人而言，还是明显缺乏与匹配程度较高的学者进行持续和频繁互动的能力。四是阶段限制。具有参加学会活动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心得，活动中大家一般不会把正在进行且尚未成功发表的研究公开。也就是说，能够进行同行评议的成果，大多数都是处于成功发表阶段的成果，那些尚在进行阶段的研究，以及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设想，是很难进行同行评议的。已经成功发表的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两者对于同行评议的需求哪个更迫切呢？答案不言而喻。五是顾虑限制。大学教师对于同行评议还是存在很多顾虑，如同行评议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匿名，同行的评议是否认真负责，同行的学术水平是否能满足需求，同行的研究方向是否契合等等。
事实上，同行评议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和数字加密等数字化技术赋能下更是如虎添翼，保密性、安全性、精准性、实时性等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也有了很好的应对方案。由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更广维度、更深层次的思考同行评议；我们也有了足够的动力，通过更好的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助推大学教师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