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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稿源抢不到,“千刊一面”缺特色——盛景难再,高校学报如何迎“新生”

  “明明办刊水平一直在提升,但优质稿源却不断流失。”东部某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黄攸之(化名)有着30多年办刊经验。对此,他无可奈何,也实在不甘心。

  “私下里,我们学报同行都向教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给学报投稿?”黄攸之说。

  一位教师很坦白地告诉他:“不是不愿意,主要是评价机制的问题。我辛辛苦苦做的研究在学报上发表,学校对我的科研工作量、评职称认可度却很低,甚至没有用。我为什么要投稿?”

  近年来,国家号召把优秀论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破五唯”的声音也在持续。然而,唯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评价标准的“惯性”仍在。“最好的稿件流向国外顶尖期刊,次之流向国内专业期刊,第三等才流向学报。”黄攸之摇摇头。

  “全散小弱”的由来

  “你会把论文投给学报吗?”《中国科学报》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研究生。

  “学校有发SCI论文的要求,我会根据影响因子选择投稿。我是学材料学的,领域内专刊较多,大学学报内容大而全,质量参差不齐,单看×××大学学报难以分辨学科优势,所以一般不会投学报。”南京某高校博士生沈初坦言。

  “我投稿一般会看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观察一下同行都把这类话题发在哪些刊物上,下次投稿就会优先选择这些刊物。我比较担心学报优先发表校内稿件。”南宁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生芮箕俊说。

  曾经,学报是不少知名学者刊发“处女作”的地方。但如今,这一盛景很难复现。

  1906年,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创办的《东吴月报》成为我国高校最早的学报。历史上,学报一度集中在科研实力较强的少数高校中,为我国高校学术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到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容”,名校办刊被打破。原新闻出版总署计划单列学报内部刊号,但由于一些原因,大量新批学报被算作正式出版物。以社会科学学报为例,短短3年间迅速增至1130种,占全国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2/3以上。高校由此确立了“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格局。

  没有人计算中国究竟需要多少综合性期刊,尽管国外耳熟能详的《自然》《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都是综合性期刊,但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且经历了长久发展。自始至终没有哪所国外大学成立学报,即便有,也是专业期刊。

  高等教育“大扩容”后,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也意识到问题并试图补救。但此时学报已占据学术期刊半壁江山,“尾大不掉”,为今日学报整体呈现“全散小弱”“千刊一面”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当时,有关社会科学学报的讨论有上中下三策之说。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但唯一能走通的只有下策,即2003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名刊工程”)。

  “不得不承认,仅凭下策,‘名刊工程’的宏伟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要实现目标只有施行上策才有可能,而上策却由于受到学报体制的制约而无法实施。问题的症结还在学报体制。”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曾在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段历史。

  和社科学报的纠结类似,2009年,教育部曾组织论证高校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计划”,推动以专业期刊带动高校学报提升影响力。但遗憾的是,该计划没有开展下去。而由中国科协牵头的“影响力提升计划”2012年落地,“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2019年实施。

  “国内许多学会、科研院所、高校主办的专业期刊优势明显,高校综合性学报则总体处境尴尬。”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张铁明说。

  “唯SCI” 评价标准带来重创

  就像千百艘被迫下水的船,高校学报开始了自身的“颠簸”。

  部分高校果断迈出一大步——把学报从“大综合”改成了“专业刊”。比如,《北京科技大学学报》改名为《工程科学学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改为《食品科学技术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改为《工程科学与技术》。这些聚焦优势学科、专家办刊的学报迅速在专业领域提升了影响力。

  然而,更多的高校并不愿意放弃×××大学学报这一刊名,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学术形象。

  “让综合性学报‘一步到位’转变为专业性期刊,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并不现实,也不能强求。但应该鼓励大学学报聚焦于一些优势特色学科,而非刊登所有学科类型的文章。”张铁明说。

  这做起来同样不容易。

  张铁明还有一个身份——北京林业大学社综部期刊中心总编辑。多年前,《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停发了纯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文章,聚焦林学等相关专业学科。当时,学校一些基础学科的教师就提出异议:“学报是学校主办的,不发基础研究的文章,是不是对从事基础学科教学研究的老师不公平?”当时学校顶住压力,支持《北京林业大学学报》面向国内外办刊,突出林学特色,得到业内学者的高度认可。

  可是,进入本世纪后,SCI论文导向给国内科技期刊带来了重创,学报首当其冲。“那时期的教师、科研人员首选发SCI论文,其次是国家的专业期刊,研究成果在这两类期刊发表,既有实际的金钱奖励,相关的科研工作量、聘期任务等又能得到认可。”张铁明说。

  在他看来,水涨船高的背后,是“那个时期高校越来越不承认本校学报论文。教师担心学报论文在职称评定、项目申请中被质疑‘走后门’”。 “破五唯”后,虽然大的评价政策有所改观,但既往评价的惯性依然存在,根本性转变尚需时日。

  “在评价机制的引导下,学报越来越热衷于追逐高影响力的文章。”东部某高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陈星(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段时间以来,几大主要数据库的“进圈”标准是参考两年内的影响因子。虽未言明,却是学术期刊界“公开的秘密”。

  陈星指出,这导致了一些学报在选题上偏向宏观,动辄论述百年、千年历史。为追求轰动效应,投稿者更关注热点。前段时间,国家出台多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政策,一时间,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投稿非常多。反之,像甲骨文研究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冷门研究,更容易被学报编辑以“未设相关栏目”为由拒稿。

  “越宏观、越追逐热点,引用率就越高。”逻辑背后隐藏的事实是,“有的宏观文章大而空洞,学问不如微观研究扎实;热点文章扎堆投稿,挤占了其他研究的空间。长期来看,这对我国学科发展格局会有很大影响。”陈星告诉《中国科学报》。

  学科交叉的新机遇

  学报宏观印象的背后,是高校自身辨识度的缺失。分类办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实施艰难,导致高校呈现出“千校一面”的局面。该问题投射在学报上就是“千刊一面”。

  张铁明指出,不同层次高校的学报建设目标本该不尽相同。“普通院校的学报没必要对标国内顶尖高校的学报。”“双一流”高校的学报服务于“国际一流”和前沿科学研究,偏重于“高大上”“精特新”;普通院校学报可以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服务。“不管什么层次的学报,只要有特色、切实发挥平台支撑作用,且优于同类多数期刊,就是同类期刊中的‘一流’。”

  “前提是学报刊发的内容要创新、实用,能给社会创造价值。”张铁明补充道,“学报要提升自身的学术引领力,在办刊定位中要聚焦适合自己的领域或方向,并持续耕耘。”

  当下学术研究向综合性、交叉性方向发展,而相对于专业性学术期刊,以学报为代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在服务学科交叉和融合方面拥有先天优势。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以问题为中心串联不同学科,让陈星看到了学报发展的一丝希望。

  “栏目特色化是将刊物做大做强的第一步。”陈星说,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话题都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参与,凝练出一两个学术问题,邀请不同学科专家共同探讨,形成特色专栏。

  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科交叉得太厉害,未必有利于栏目设定”。黄攸之以数学学科为例称,他所在高校的数学偏向纯数学,和计算机学院的算法、经济学的数量化分析合不到一起。“如果非要细分栏目,一份刊物恐怕十几个栏目都分不完。但这总归是一条路,需要有更多探索。”

  最大的因素是人

  要把握好发展机会,背后最大的因素是人。

  “对于栏目的设置通常会出现一个情况——校长是什么学科,学报栏目就以此为重点,其他学科容易被边缘化。”黄攸之说,一个栏目必须有科研团队作支撑,有时甚至是一个学院,否则栏目今年有、明年无,对于保障延续性是极大伤害。

  新冠疫情前,黄攸之每年都要去四五个地方。“不为别的,就是托人引荐其他高校的学术团队,为日后争取作者做储备。一些教授没有评职称负担,课题结项又有发论文的需求,但不可能篇篇发在核心期刊上,这部分稿源就是我们争取的重点。”今年暑假,他打算重启拜访之旅。

  在他看来,编辑最基本的能力是清楚本校学科与外界的关联,如投稿者之前发过什么文章、引用了谁的稿件等。“超前思维是学报编辑最重要的业务能力之一,要非常了解本校学科、专家的学术研究。发校外稿件必须要与本校学科有一定关联,而不是来稿就发,否则便无法产生学术上的交流与共鸣。”

  然而,有一定学术眼光、励精图治的学报主编、编辑太少了。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办刊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专家办刊’变味为‘编辑办刊’。”张铁明说,学报办刊本该由知名教授、学者担任期刊主编、编委会成员,但实际上,主编、编委挂名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并不承担选题、约稿甚至审稿工作。而编辑办刊最明显的弊端是“等、靠、要”,一些编辑囿于文字编校工作,对学科了解不深,缺少主动设计需要重点关注学科领域的能力。

  今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中有个新词——“躺平式干部”。黄攸之告诉《中国科学报》,学报内也有很多“躺平式编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多干少一个样;还有“擅长写论文的编辑”——写论文得心应手,但连最起码的编辑水平都不具备。

  黄攸之指出,虽然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在其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中规定“学报编辑人员属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但时至今日,某些高校对学报编辑人员定位依然不清,有时按教辅人员对待,有时按专业技术人员对待,或作为普通行政办公文员对待,并不以科研人员的要求考核他们。

  招聘学报编辑,特别是文科编辑,通常要求相关学科背景的博士。但学报编辑职称晋升艰难,编制是一个大问题,领导和人事部门不够重视。年轻人觉得职业上升空间小,要么转行,要么躺平。

  是终结,还是走向新生

  “既然学报无法摆脱体制的弊病,何不用市场化手段加以改造?”上级主管部门曾经有此想法并不奇怪。2008年前后,转企改制成为出版业重点推行的工作之一。

  听到学报也可能面临转企改制,黄攸之认为“非常不负责”。“把学报直接推向市场,学报要么为了生存而成为‘水文集中营’,要么坚持气节而被市场淘汰。”类似声音很多,最终国内学报转企改制的声音逐渐归于沉寂。

  而真正让学报感到“头皮发麻”的是数字化挑战。“面对数据库,刊物没有了本来面目,仿佛在为数据库‘打工’。”陈星说。

  正是感受到这一危机,2011年初,入选“名刊工程”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有包括文学、法学等在内的10个专业学报在知网正式上线,但收效甚微。

  因为“此时读者的阅读视角已发生转变,大家不会特意点开一本刊物,而是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进行选择”。陈星指出,“学报是否有特色已不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呈现研究成果的方式。”

  “慢半拍”的无力感让他正视了一件事——如果发表权被数据库取代,从学报人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好事,大家不再关心文章发在哪儿,而是注重文章本身的质量。

  当然,就现实而言可能暂时很难做到,因为这意味着每篇文章都要由专家把关,评审量将呈指数级别增长。而眼下,一些学报与数据库独家合作后,导致学报影响力直线下降的事却在不断发生,甚至还发生了学报声讨数据库的事件。

  尽管如此,学报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时刻。因为和很多学术期刊一样,有论文发表的需求,就有学报的生存空间。

  虽然一些头部高校取消了研究生论文发表的要求,“但相比普通刊物,师生更愿意选择优秀的学报发表自己的成果”。芮箕俊说。

  在科学网的博客中,中南大学教授吴超曾撰文表示,“给学报审稿最能实话实说”。

  如果能等来“东风”,当然再好不过。目前高校“双一流”建设尚未提及学术成果出版发表和传播平台,但“一流高校、一流学科需要匹配一流期刊”的提议却已在学术期刊界引起骚动。

  能否接得住并不好说。张铁明指出,如今高校学报发展极不平衡。既有《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优秀的学报,也有少数塞入“人情稿”、把关不严的“期刊”。

  “高校学报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主管部门可以以项目形式给学报提供一个发展方向和目标,哪怕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是张铁明的期盼。

  “内容为王”是媒体传播的铁律。很多人认为未来学报的发展是“金字塔形”——质量上乘、质量中等、质量不佳的学报依次递增,而张铁明认为应是“橄榄形”——质量上乘和质量不佳的学报是少数,大量学报处于居中状态。

  就看谁能在未来分一杯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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