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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科研界“内卷”如何破?

2021-11-24 中国科学报

2021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现任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首创主任、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ee委员的林建华接受了《中国科学报》采访。

  林建华是一位化学家,也是一位教育者。

  一路走来,他有过很多个“校长”头衔: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解放——解放人的心智,释放人的内在潜力。”

  或许正因如此,当他畅谈对科技界一些问题的看法时,常常落点于对“人”的关注上。

  2021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现任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首创主任、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ee委员的林建华接受了《中国科学报》采访。

  针对“清北博士到中学任教”、“非升即走”、内卷等最近科教界关注的话题,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科学报》:近来有一种调侃:“清北博士的尽头是深圳中学”,是说因为待遇优厚,很多名校博士毕业生纷纷竞争深圳的中学岗位。曾担任国内顶尖高校校长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林建华:

  我觉得这种现象的积极一面在于,我们确实应该进一步提高中小学老师的待遇。让真正优秀的人才流入中小学,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都会有很大的利好。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基础教育上,现行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少年儿童的创造潜力。被扼杀以后,到了大学我们再想给他重建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中国真是一个人力资源潜力非常大的国家,我们的创新局面不应该像今天这样,我们的贡献是完全可以更大的。所以我很希望看到,更多来自好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去中小学任教,提高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

  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些事情会走在前面。未来如果有更多地区的中小学开出好待遇,我们也乐见其成。希望这些名校博士们,也能在中小学的岗位上真正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有些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求职中优先选择中学等单位,也是忌惮高校“非升即走”等制度。您怎么看待越来越普遍的“非升即走”?这跟国外已经成熟的预聘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林建华:

  把预聘制和“非升即走”挂钩起来,是一种偏见。预聘制本身的内涵要比“非升即走”丰富得多。

  预聘制是一种很好的制度:高校不仅要用优厚的条件去吸引最优秀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人招进来后,要提供很多条件、很多支持来帮助这些年轻人成长。所以根据很多国外高校的经验,预聘制下的成材率比传统模式要高很多。

  北京大学从2005年就开始施行预聘制,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真的是很优秀。一方面他们来的时候就很优秀,另一方面我们在督促他变得更优秀,除了硬件支持外,还会指定一些资深“导师”去指引他成长。

  相反,“非升即走”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说法,它暗含着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跟预聘制的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前几天有人告诉我,一些高校一招就是上百人,然后就让写文章,写不出来文章就走,这不是什么正经事,是歪门邪道。绝不应该把这种现象和我们的人事制度改革联系起来。

  《中国科学报》:从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内卷”的风气在困扰着很多科研人员。在您看来,学术界的“内卷”反映出哪些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林建华:

  前两天,我跟一位曾经的北大同事聊了聊。他现在已经调到外地,做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告诉我,差别太大了,在这所地方院校,至今仍然是根据一些数字在做管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申请到的经费等等,这些数字反过来都会变成工资的一部分。

  我是不太赞成在专业行业里采用绩效这种方式的。这种模式本身就会破坏一个人的心态,妨碍他去追求更高远的学术目标。

  要想让一个专业人士做出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尊严。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不应为五斗米折腰,去乞求行政人员给自己打个好分数。

  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当评价科学家的人,自己并不是科学家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学历、资历、论文、帽子、项目来衡量。

  国家现在提倡“破五唯”,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不成功,败在哪里?败给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对科学界的一切管理,最终必须回归到一个目的:让学术共同体自身来发挥规范、约束、引导和激励作用。

  《中国科学报》:科研界的“内卷”不仅体现在岗位、待遇和职称的竞争上,也体现在一些研究工作的低水平重复和低水平竞争上,怎么才能突破这种在小圈子里打转的困境?

  林建华:

  做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你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风格。

  品味就是你欣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风格就是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些人偏重理论分析;有些人习惯从实践中求真知;有些人很敏锐,总是能直接抵达问题核心;有些人更倾向于通过积累大量数据来得出结论……

  学者的品味和由此形成的风格,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成就的大小。

  我期望我们的科学家不要天天追求奖金什么的,这样是形成不了自己风格的,也摆脱不了所谓低水平打转的困局。

  从国家层面来讲,要考虑的还是怎么让这些学者真正静下心来,形成自己的品味与风格,从而与更高的学术目标相匹配。

  《中国科学报》:那我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怎么做?

  林建华:

  我觉得一个学校、一个科研机构,你怎么判断它是优秀的还是平庸的?

  作为管理者,眼睛不能只盯在出了什么成果、申请到多少项目……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考虑这些东西太多,思维和管理模式都会变形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学生在这里的学习和成长体验好不好;第二,年轻学者在这里成长和发展得好不好。

  我们现在有很多评价指标,包括“双一流”评选标准等等,那些条条款款都是结果性的,是果而非因,不是最底层最根本的东西。

  根本是什么?是人。你只要看到年轻人在一个地方成长得比别处更好,能释放出自己的内在潜力,那这一定是一个好学校。

  这个标准不需要量化,大家都能看得到。如果要量化,曾经有人统计过美国各大高校计算机系教授的出身院校,发现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培养出了数量最多的优秀学者。

  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很窄的侧面,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在创造的人。那显然这个数字就代表了某种本质的东西。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您期待他们成为怎样的“未来科学家”?

  林建华:

  人是各种各样的,学术的品味和风格也是各种各样的。

  在坚守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的基础上,我希望将来中国的学者能够更加自由地去探索。

  这个“自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实现自己价值的自由。每个公民的自我实现,都是实现我们国家目标的重要基础。

  只有把每个人的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每个人都各美其美,我们国家的总体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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