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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举措
（一）“归国潮”中各地引才新招迭出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归国潮”的到来，人才创新驱动效应也出现新的趋势。为了抓住这个机遇，各地的引才策略“新招”连连。
好政策附带新服务
中央和各省市出台的吸引海归人才计划，经过几年的实施，不断完善。各地的人才争夺从原来的比拼补贴数额、纳税优惠等，变成了人才发展环境的营造和服务质量的不断优化。深圳市依托“孔雀计划”，打造了专门的展示交流中心，它既能展示、介绍当地人才服务工作，还能为人才和产品提供推广和展示的平台。
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高科技手段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南京溧水区建立了人才发展检测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对企业和人才进行管理，并为其提供精确、快速的服务。
这些新举措的建立，看似隐性，却更迎合了有理想、有抱负的创业者们的期待。作为深圳市“编程猫”的联合创始人，孙悦在谈到对创业地点选择的看法时提到：“现在，各地的诸多人才计划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吸引了很多海归的目光。对我来讲，在选择将深圳作为公司的总部时，市场开放程度和政府服务流程及效率是我首先考虑的因素。”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相较于对人才的直接引进，相关产业集群的建立，既能精准吸引不同行业的海归群体，又能将人才引进融入区域发展战略。
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创业者来说，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便利优势更是吸引他们前来创业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化不仅让行业内上下游的合作变得更加便捷和紧密，还营造了良好的行业氛围，让不同类型的公司实现优势互补。现在，很多地区开始利用集群化的产业优势，建立产业园区，出台相关政策，精准引进人才。
芜湖市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与当地政府集中资源，借助早期的制造业优势，率先发展机器人等高精尖行业的战略部署密不可分。芜湖市政府对机器人产业高度重视，建立了以埃夫特、哈工大芜湖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优质公司为核心的产业群，再借助形成产业集群的优势，精准吸引了一批海归创业者将创业地点定在芜湖。正是由于芜湖市政府的精准引才举措，从日本学成归来的何弢，于去年将其创办的酷哇机器人有限公司总部由上海迁到芜湖。
拓宽海归交流渠道
海外人才的突出优势在于其掌握着高精尖行业的一批先进技术，但劣势是对国内环境不熟悉、在国内的人脉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很多海归在归国创业选择创业地点时，除了考虑成本、纳税等硬性条件之外，对城市环境和创业环境、相关行业组织和商会带来的便利也十分看重。在这方面，各地举办的各类人才计划活动和业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海归的交流渠道。武汉市武昌区就在今年年初成立了“青稞汇”，在城市中心地段提供20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旨在吸引青年海归人才。
举办大型海归交流活动，的确能够吸引海归，使海归在国内的创业就业更加顺利。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率先“走出去”，将这类交流活动办到了国外，为的是更先一步揽得海外人才，为区域发展争得先机。成都高新区远赴欧美求才，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天府人才行动·海外行”，为就业者和创业者提供机会，先后打造了18个各类海外人才离岸基地，并对尚未回国发展的海外人才进行政策宣讲，让海外各类创新创业人才提前锁定成都。
（二）北京重奖优秀高技能人才 可直办引进落户
来源：人民日报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北京选手表现十分抢眼——4所技工院校选拔训练的7个项目选手全部获奖，共获得2金1银2铜2优胜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此，北京将对获奖选手、技术指导专家给予相应奖励。其中，前三名获奖选手毕业后进入学校的，可破格评为副高级职称，毕业后进入企业的，可破格评为高级工程师；前三名获奖项目专家和教练组长，可破格晋升正高级职称。另外，世赛获奖选手、获奖项目中突出贡献的专家、教练凡被北京市相关单位所接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的，可作为优秀高技能或专业技术人才，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直接办理引进落户。
近年来，北京围绕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构建终身职业培训制度，完善多元开放职业培训体系，创新高技能人才体制机制，培养出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助推首都经济发展新常态。五年来，全市270.3万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增高技能人才24.1万人。
下一步，北京还将加大激励力度，制定出台促进重点群体增收的意见。将创新工资提升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以协议薪酬、持股分红等方式，对技能人才试行年薪制、股权制和期权制。同时，还要创新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机制、创新高技能人才津贴奖励机制、创新技能成果转化分享机制、创新技能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培养更多适应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技能人才，助力北京“四个中心”建设。
（三）《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施行
（来源：深圳特区报)
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深圳继2002年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市场条例》后，再一次为人才立法。
《条例》对深圳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流动、人才评价、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与保障等工作进行了全面布局。透过68条人才新规，约束力、改革力、吸引力三个关键词跃然纸上。
关键词：约束力 人才工作成为各级各部门法定职责
人才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制度的竞争。“以人大立法形式推动人才工作，就是希望提升人才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在《条例》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委组织部副巡视员、部务会成员张谦开宗明义。
《条例》以立法形式推动人才工作齐抓共管、整体联动，还从“规划先行”的层面保障人才工作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领导机构方面，明确了市人才工作综合主管部门、各级各部门人才工作的法定职责。在规划编制方面，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才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产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专项规划应当将人才工作作为重要内容。
不履职就追责！《条例》明确，要追究未依照《条例》规定履职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应责任。“该做的人才工作没有做，以后就算违法了。”许多人才工作者对记者表示，法的约束力确实是一般规定难以企及的。
各类人才因深圳人才立法雀跃不已。今年引进到深的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徐政和表示：“人才立法非常重要，既体现了对人才的重视，也告诉大家现有人才政策是长效的，让想来深圳的、来了深圳的人才都对深圳充满信心。”
关键词：改革力 破除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种壁垒
“《条例》打通了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评通道，这个重大改革让我们技能人才感到振奋！”今年获评“鹏城工匠”的深圳市康灿科技有限公司电工高级技师周锋难掩激动。《条例》规定，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可申请评定工程技术员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反向亦可。
“《条例》改革力爆表！”许多人才在采访中表示，能真切感受到深圳在着力消除制约人才发展的各种障碍，构建最开放活跃的市场机制。
一些阻碍人才流动的壁垒终被打破。除了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互认，“吸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科研设备与仪器应当向相关人才开放共享”都成为深圳法定条款。
一边“破壁”，一边“松绑”。《条例》放宽或取消对人才的多种限制，比如，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吸引企业创新人才兼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
各种权限充分向用人主体下放。最受关注的条款是，取消非学历教育办学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和人力资源服务两项行政许可事项，改为登记备案制；明确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评定工作，可由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学术团体承接。
关键词：吸引力 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双轨推进人才激励
作为一座创新之城，深圳集聚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创新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16年近2万件，占全国的46.6%，连续13年居国内第一。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是深圳广大创新人才的诉求，也是激励人才创新创业的基本保障。
《条例》用四条内容，推行深圳“史上最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明确建立健全侵权预防、预警和应对机制；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人才信用诚信系统，实行人才失信惩戒机制；明确对重大知识产权保护活动，可由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知识产权投融资产品，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制度。
人才激励瞄准高精尖缺人才、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提升激励政策竞争力，让人才“名利双收”。
物质奖励让创新创业人才的钱包鼓起来。《条例》提出，由市政府发布“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指引”，单位按照指引制定本单位奖励和报酬制度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明确规定市、区财政性资金资助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可约定项目科研负责人及其团队和所在单位共享科技成果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此外，鼓励国有企业采取股权、分红等方式激励人才，并专门提出这种激励面向科研、经营管理、高技能等各类人才。
精神激励的力度也有大幅提升。《条例》明确每年11月1日为“深圳人才日”，在全社会营造尊才爱才的良好氛围。建立人才荣誉和奖励制度，由市、区人民政府对有重大贡献的各类人才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奖励。
吸引力还体现在人才软环境上。对此，《条例》拿出了一系列干货。比如，建立人才管理服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人才公共服务清单，放宽人才服务业准入限制、设立人才发展基金和人才创新创业基金、构建全市统一的人才综合服务平台等。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人才对住房尤为关注。《条例》把提供人才安居保障纳入市、区住房保障部门的法定职责，并规定人才安居政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时调整。张谦在《条例》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十三五”期间，深圳将为人才提供30万套人才住房，是过去五年的4.5倍。
从《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市场条例》到《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深圳建立现代法治化人才法规体系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有了人才法治保障，这座因人才而兴、因人才而盛的移民城市，正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广聚天下英才。
视点
（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将中国打造为充满竞争力的国际人才高地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深刻改变着社会组织形式和人民生活面貌。科技决定国力、科技改变国运的历史趋势在当前更加显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着综合国力，驱动着企业发展，改善着人民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在人才竞争全球化的今天，能不能吸引、留住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能不能保护、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的高度。随着以“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次人才计划的设立和实施，我国在科技人才引进、支持方面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还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原创性科研成果高度渴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依然尚有缺口。这种需求要求国家在高级人才选拔和引进方面视野更开阔一些，力度更大一些，动作更快一些，举措更可行一些。因此，中国应该放开国籍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以创新能力为准绳引进一流科技英才；应该改革具体政策，为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定居乃至入籍提供良好条件，让他们与中国出生的优秀人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世界经验
回顾近代历史，“二战”以来美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与其积极主动、开放兼容的人才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泛滥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情绪将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犹太裔科学家“赶”出了欧洲。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一大批科学精英在这一时期移民美国，为世界科学中心向美国转移奠定了基础。这些出生在美国之外的科学大师们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发展：熟悉德国核科学研究的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了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费米成为了“曼哈顿工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并在美国主导建立了第一座受控核反应堆；爱德华·特勒主持研制了世界第一颗氢弹；冯·诺依曼开启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大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一流科学家的到来，极大提升了美国的科学声誉和科学环境，并且通过这些大师培养新一代科学家而保证了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例如，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不仅自己因为原子核结构的研究获得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更作为博士导师培养出了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长期引进国际优秀人才，通过立法进行进一步制度保证。1952年和1965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案》（Federal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两次修正取消了之前对移民原国籍的限制，同时强调了对技术移民的重视。
如果把高层次科技人才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优越的物质待遇、良好的发展环境一直维持着对这个资源的“入超”。世界各国基础教育选拔出的优秀人才在美国留学、工作乃至定居、入籍，他们所创造的巨大价值绝大部分归属于美国，维持着美国领先全球的科技和经济地位。这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历史上成功的人才政策经验。
高层次的海外移民支撑着美国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据乔治梅森大学统计，1901-2015年间，在美国工作期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31%并非在美国出生；2016年，6位在美国大学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竟然全部在美国之外出生。2014年，美国《国际教育者》杂志统计了美国最大的7所癌症研究中心当年的研究人员组成，发现其中外国出生的研究人员数量占到了42%，在其中一些机构这个比例更高，例如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这一比例达到62%，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这一比例达到56%。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杂志2014年统计，作为美国科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博士后研究员，有49%在美国之外出生，他们因为美国优异的科学研究环境而赴美工作，为美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高层次的海外移民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有着重大贡献。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设立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中有51%是由海外移民创立的。美国许多科技巨头企业的创立人都出生于美国之外的国家，这些企业包括谷歌、AT & T、eBay、辉瑞、特斯拉等。一份由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在2007年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1995—2005年美国成立的科技公司中有1/4至少拥有一位出生在海外的关键创立人，这些海外移民参与创建的公司2005年销售额达520亿美元并为美国提供了45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重视国际人才竞争的国家。全球有近30个国家制定了鼓励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德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都开通了人才凭借个人能力获得签证、绿卡以及入籍的渠道。
但近些年，随着新一轮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美国和欧洲诸国的人才政策也受到了新的挑战。自“ 9·11”事件以来，美国在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导致了移民、留学政策的日渐保守；特朗普上任以来，限制移民的政策趋势更加明显。在美国国内，许多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对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表示激烈反对，这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吸收全世界高级人才是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强盛的基础。
中国措施
美国进入科技移民的收窄轨道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条件、科研环境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移民政策的放宽会对中国追近乃至超越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自古就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为官择人，唯才是与”的指导标准贯穿着中国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取得重大成功的领导者都在用人的眼界、胸怀、魄力与气度上高人一筹。战国七雄争霸，秦国能够最终一统天下与其积极开放的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秦穆公时的百里奚是楚人，秦孝公时的商鞅是卫人，秦惠文王时的张仪是魏人，秦王嬴政时的吕不韦、李斯也都是从其他诸侯国引进的人才。对待这些外来人才，秦王“皆委国而听之不疑”；而与之相反，“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李斯《谏逐客书》所述“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成为秦国取得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注解。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和主张，明确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全球化促进着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推动着科技和文明的进步，维系着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全球化不仅包含自由贸易，更包含自由的人才流动。无论是引领全球化的有序发展，还是让全球化进程促进中国的更好发展，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移民政策，抓住国际人口红利，推动国家未来发展。
我国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尝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人才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扩大人才开放”，要求在人才工作中“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明确指出“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要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外国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广聚天下英才，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定能成就创新大业”。
与之相应，自2015年6月起，公安部陆续推出了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北京创新发展、福建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建设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并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3月，公安部在中关村设立了首个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国家外国专家局也在最近提出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分类标准，鼓励高端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来华工作。
未来建议
诸多措施，中国正在推进。但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绿卡”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难取得的永久居留资格之一。2016年公安部发放的“绿卡”虽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63%，也仍然只有1576张，而在“绿卡”基础上进一步入籍中国则更加困难。与此同时，通过“外专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引进的外国专家虽然取得了在华工作许可，但在申请基金项目、参与学术奖励计划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政策限制，很多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政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有效落实。
吸引、鼓励国际一流的博士留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来华学习工作一直以来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一阶段的科研人员是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具有极大的发展创新潜力。随着中国学术声誉的增长和科研环境的改善，我国已具备了吸引一流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基本条件。因此，应该改革相关政策，加快吸引优秀青年外籍人才的步伐。相信经历过在中国的博士培养或博士后科研训练阶段，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更加容易地融入中国体制与中国文化。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若选择全职在中国工作，则可把自己最富创造力、最具开拓精神的时间留在中国，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创新创业，都会同中国籍青年人才一道为国家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需要营造完善的政策制度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中国科研条件和科研氛围稳步提升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从政策设计上为外籍高级人才在华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解除他们在研究基金、科研项目申请等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解决他们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难与顾虑，提高外籍人才身份证件的使用便利，让他们与中国籍的优秀人才享有同样的事业发展机会。
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很多居住在美国的海外人才会重新调整人生规划，许多依赖高技术移民的科技产业需要寻求新的拥有人才资源的投资地点。中国应该提前布局、扩大开放、把握机遇。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来到中国可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学术地位，培养优秀的科技事业接班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引领中国进入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内在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真正以创新能力为准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通过制度创新把中国打造成充满竞争力的国际人才高地。
（二）这是科技创新最好的时代
来源：《光明日报》
“我们赶上了科技创新最好的时代！”“我国科研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科技工作者与中外记者见面会，撤走了发布席一字条桌，让嘉宾与记者距离更近；新闻发布变成了讲故事、谈谈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日祥，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蒋立新，东北大学教授王昭东，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王秀杰5位科学家跟几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面对面，畅谈他们对科技创新的感受和体会，表达了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心、初心和决心。
这5位科学家中，既有从事基础研究的老院士，也有在生产一线从事成果转化的科研工作者，还有从事临床医学研究的医生，以及从事生物信息交叉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心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大环境越来越好，科研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放飞梦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满怀信心：创新环境越来越好，放飞科技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科技经费投入每年超过一万亿元，并在科技领域推出了1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使科技人员能把更多精力用在科研活动上。
对此，王秀杰深有感触。她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不仅国家的研发投入大幅增加，科研环境明显改善，科研工作者有很好的环境放飞自己的智慧和梦想。”王秀杰说，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中国科学院在2014年就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打破了研究所之间的界限，针对不同科研项目组建团队，集中力量发挥多学科优势开展重大创新活动，使不同团队的创新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我们团队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即用计算机来处理生命科学中的大数据，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至今我们已经两次与合作团队共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王昭东教授主要从事黑色和有色金属材料先进轧制技术的研究工作，他的“热轧板带钢新一代控轧控冷技术及应用”等新技术推广应用到了国内大型钢铁企业30余条生产线，促进了我国钢材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换代，连港珠澳跨海大桥的梁钢也是由他的团队研发。王昭东说：“最近几年，我深刻感受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特别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大大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企业逐渐在技术创新中担当“主角”。对这一点，王昭东深有体会：“我们的创新技术应用于钢铁企业，企业有了利润，尝到了甜头，就给我们更多的科研经费。2012年前，我们实验室每年的研究经费是1亿元，现在达到了3亿元，而且其中80%来自于企业，连国外的钢铁厂都主动来找我们合作。”
王昭东说，今后我们的团队会继续“把论文写在中国钢铁的生产线上”，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主战场。
基础研究的环境也逐步改善。朱日祥院士长期从事地球科学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由他牵头完成的“华北克拉通破坏”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我们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很受鼓舞。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的源动力，要想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就目前阶段来看，我国还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基础科学人才。”
“我们高校也在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以更加包容的胸怀宽容科研失败，形成良好的、适合科技创新的环境。”骆清铭教授说。
不忘初心：科技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蒋立新医生近20年与英国牛津大学等合作，在国内组织牵头了十余项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为我国患者的安全有效用药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并改写了数十项国际临床诊疗指南，使更多全球患者受益。
“作为临床医学研究者，我们深感自豪。因为我们的研究关乎千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我们要牢记科研工作的初心是为了让人民更加健康。”蒋立新说，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在心血管、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呼吸等疾病领域建立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心血管疾病为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联合全国500多家医院，组成了心血管疾病协同研究网络，“我很庆幸自己能参与这样重大的研究工作。作为临床医学研究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围绕老百姓的需要，确立研究主题和开展研究项目，为人类的各种疾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骆清铭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物医学光子学”创新群体负责人，20多年来一直从事信息光电子学与生物医学交叉学科——生物医学光子新技术新方法研究。骆清铭教授团队当年建立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技术（MOST）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细的小鼠全脑神经元三维连接图谱，此项研究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
“我们的研究成果原来主要在实验室。在国家加快推动研究成果应用的大背景下，我的团队也走出了学校，在苏州建立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关注脑连接图谱研究和脑疾病防治，培育发展新产业，让更多人受益。”骆清铭说，“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我们要率先以工业化方式，大规模、标准化、高分辨来建立世界上最好的脑连接图谱。希望我国的‘脑计划’能早日启动，依靠自主核心技术在脑科学等新技术领域领先世界。”
（三）让专技人才更有奔头 人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答记者问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问：请简要介绍《通知》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77号）明确规定，目前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人社部正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分系列推进职称制度改革，预计到2020年前后才能全部完成改革任务。
为了让广大专业技术人才更早地享受改革红利，经过调研论证并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中央企业和地方人社部门的意见，我们研究起草了《通知》稿，作为贯彻落实中办发〔2016〕77号文件的一个配套文件，先行解决原来没有设置正高级职称的部分职称系列开展正高级职称评审的问题。
在部分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系列设置正高级职称，是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健全了层级设置，进一步拓展了职业发展空间，有利于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更好发挥职称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有利于解决部分领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职业倦怠问题，让广大专业技术人才更有奔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多人才支撑。
问：请介绍一下正高级职称的名称是如何确定的？
答：新设正高级职称的名称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家统一设置正高级职称之前，部分地区和单位在个别系列探索开展了正高级职称评审试点工作，但是名称并不统一。比如，工程系列正高级有“正高工”“研究员级工程师”“高高工”“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等不同叫法。为了确定正高级职称的名称，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做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走访了部分院士和知名的专家学者，认真听取了一线专业技术人才的意见建议。从调查和走访情况看，大家对“正高级”这一称呼接受度较高，认为简单明了、便于理解，与其他层级在名称上衔接自然。2009年，在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时，我们首次将正高级教师作为中小学教师的正高级职称名称，总体效果较好，广大教师非常认可，社会上普遍接受，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借鉴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成果，综合考虑各系列之间的平衡和发展，除个别系列以外，原则上各系列新设正高级职称的名称为“正高级”。今后，职称各级别的名称要遵循国家统一规定，规范表述。改革前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自行试点评审的正高级职称，要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过渡，逐步统一到新的系列名称上来。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一是1994年以来原人事部、农业部在农业系列组织开展了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评审，实施20多年已经深入人心，经广泛听取基层意见，此次保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作为农业系列正高级职称名称，设置农业、林业相关专业。二是考虑到艺术系列的舞台技术专业，其副高级职称为主任舞台技师，因此，经商文化部，将其正高级职称命名为“高级舞台技师”。三是出版系列的技术编辑和校对专业虽未设置正高，但可以参加该系列其他专业正高级职称评审，基本能够解决其职称晋升问题，这两个专业的正高级职称问题在将来研究制定出版系列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时一并解决。
问：正高级职称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答：标准是人才评价的核心。正高级职称评审就是要培养和造就行业内高层次领军人才，要产生真正高水平的专家大家，要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评价标准主要从品德、能力、业绩三个方面提出要求，加上必要的工作经历和学历条件。要求申报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系统、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功底，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推动了行业发展；要求掌握关键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能够解决重大疑难问题，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情况不同，正高级职称评价标准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相结合。国家标准是基本标准条件，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鼓励各地区、各单位按照职称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基本标准条件基础上制定具体评价标准。
问：如何开展好首次正高级职称评审？
答：首次评审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首次评审要确保科学、公正、公开，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首先，要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遴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高水平专家组成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首次评审可以吸纳高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学会等相邻或相近专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作为评审委员会委员，也可以选择本专业领域内业内公认、业绩突出的资深专家作为评审委员会委员。具备条件的单位，可以通过考核认定的形式，产生适量的正高级职称人员作为首次评审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但考核认定仅限于产生首次评委，要严格标准、程序公开、严控数量。正常化评审后，原则上不再组织考核认定工作。其次，要创新正高级职称评审方式，采用个人述职、成果展示、面试答辩、实践操作、综合评议、业绩考察等多种形式，提高正高级职称评审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正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乱评滥评。各地区、各部门组建的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要按要求履行备案手续。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组建的正高级评委会应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各地以及实行自主评审的单位经授权组建的正高级评委会应报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未经核准备案，不得自行开展正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问：如何加强正高级职称评审的监管？
答：正高级职称评审涉及广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扎紧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是职称制度改革的牵头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正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管。在制度公开方面，实行政策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正高级职称的评审办法、具体评价标准在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备案时要一并上报，并进行公开。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落实评委会核准备案制度，建立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在评审组织方面，要求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权限开展工作，不得擅自扩大评审范围。对于违反评审工作纪律，不能保证评审质量的评委会，视情节停止评委会的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在诚信建设方面，要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正高级职称，一律予以撤销。
李主任讲堂
（一）“双一流”建设要求大学教师要一岗双责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了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 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大学的本质功能可以归纳为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产生靠科研，知识的传播主要是人才培养。其中，人才培养是中心工作; 科学研究除了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外，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支撑，还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的延伸。大学应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水平提升的办学理念。
首先，大学不同于独立的科研机构，教学始终是大学起源至今的基本职能，也是现代大学工作的中心。人力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要求大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输送高水平专业人才，高等院校所承担的教育任务就更加艰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大学教师必须坚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提升知识传播的效率，着力于培养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其次，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科学研究是各学科领域获取最新知识的直接途径，是教师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的主要来源，是教师完善教学方式的核心方法。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教学过程与科学研究过程密不可分，互相融合。教师与学生不是各自独立的主体，教师的任务不止是教，学生的任务也不止是学，教师与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完成科学研究，在知识生产的同时也使知识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之路。大学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大学教师也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岗双责的重任。因此，大学教师不能把教学和科研截然分开，既要以良好的科研成就提高教学质量，又要用高质量的教学推升科研水平。没能力或不愿意从事科研的人往往强调教学的重要 性，没能力或不愿从事教学的人往往强调科研的重要性。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仅是科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的大学，更是重视人才培养的优秀教学型大学，是以科学研究为高水平教学提供支撑的大学。唯有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并将最新生产的知识与教育传播相结合，培养出高水平人才，才能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实现“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目标。
（二）“双一流”建设要依法规靠章程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学的良好运转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大学的发展行为，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办大学，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研发出创新成果，使大学真正担当起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急需高质量人才的责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为了使大学能够科学发展，国家已经出台了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教育部也要求和组织各大学制定《大学章程》，进一步规范大学的运行模式，使大学的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一流大学要依据高等教育法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依据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理顺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关系，真正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主要依据大学章程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实现大学由行政主导向服务学术发展的回归；靠大学章程规定大学内部制度建设与各机构之间运行的关系，实现科学高效管理。
“双一流”建设要再次检查各大学的《大学章程》制定情况如何，《大学章程》是否规范，是否发挥作用?任何机构的章程都会把机构的治理结构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大学章程要明确大学的立法程序、决策组织和执行机构三者的组成和相互关系。大学是社会公益机构，其治理需要社会人员参与，决策组织中要有对应的席位，充当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使大学更好地与社会契合。大学章程要起到承载和凝练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的作用；要体现政府对学校依法管理的地位；要载明举办者的权利和义务；要明确大学内部办学自主权的运行与监督机制；要突出对教师和学生在办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尊重与保护；还要重视构建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外部关系。
大学章程的制定一定要彰显一个大学的精神：章程的覆盖面不在于具体的管理程序，而在于权威性的制度原则；大学治理结构不应来自于维持现状的逻辑，而重点在于引领发展；在关注学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学生的学习权力和监督权力以及社会的监督机制；也要包括一个大学与众不同并值得他人推崇的文化内涵。
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高质量的教学和学生成才是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大学章程要明确领导的权利和义务，强调责任担当，明确监督条款。个别校领导缺少责任担当意识，在自己的学术上花了很多时间，不集中精力用在学校管理上。学校工作上不去，怪上级不放权，怪教授不支持，怪学生不好管等等，唯独不检讨自己。高等教育法已经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校领导要用好高教法，集中精力用在学校发展上。
高等教育法已把办学自主权赋予了学校，问题是政府部门仍按传统的管理方式要求大学，管理部门不依法，校长为了经费等又不敢不执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一是精简管理部门，少向大学发文件要求；二是将经费预算直接拨付到大学，减少政府部门设立的各类“工程、计划、中心”等机动项目经费。
社会的监督机制是办好大学的关键。大学是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大学管理离不开外部机制的监督，唯有通过立法建立起科学的社会监督机制，才能使大学的管理和运行步入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离不开大学管理的科学性。政府部门要依法规科学地管理大学，大学也要靠章程科学地管理校内外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