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乡，总感因为与泥土亲近而踏实，因为与姐姐们的亲情而温馨。三个姐姐都是地道农民，她们生产的棉花和油菜可用可吃，但对于作为一名学者的我，一直搞不明白。其实，这是中国学者普遍的困境。面对姐姐们，常扪心自问：以学术为业的学者，究竟生产了什么?在深化改革的伟大时代，学者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自汉代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文明从“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引经据典成为学者的最主要工作。数千年传统因袭之下，现实也总是映照着历史的影子。古代学者以“我注六经”为志业，一些现代学者则“我注西经”，从“子曰诗云”换成了“欧曰美云”，言必称希腊、美国。听上去他们都是西学的忠实信徒，而可悲的是不少人都是“西学原教旨主义”者，西学的精髓“理性”二字则被丢到了九霄云外。

　　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都在于促使人类追寻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说学术工作比其他工作“崇高”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它有机会对社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必须既考虑长远利益，也考虑眼前需要。道理其实很朴素：试想，如果一个人不能解决吃饭问题，那么让他考虑长远利益也很困难。

　　“哲学之父”泰勒斯曾因只顾抬头观察星空而不慎跌入水坑，被路人嘲笑：不知道算自己的脚步，又怎么会知道算天上的问题呢?他还由于贫困而被讥讽哲学无用。于是，泰勒斯通过气象学知识预见到橄榄大丰收而提前租下榨油机，时机一到再以高价转租，获利颇丰。以此向那些嘲笑者证明：只要愿意，哲学家同样可以赚钱。泰勒斯的轶事启示人们，一个民族既要有关注脚下的农夫，同时也需要那些关注天空的哲学家。曾受人尊重的“中国学者”常被公众调侃，原因恰恰是低头看水坑的学者太多。

　　面对复杂的利益和觉醒的民智，学术心灵最需要理性泥土的润养。具体而言，理性可分为求是理性和求效理性。前者堪称科学精神，是认识世界应有的理性;后者可谓工程精神，是改造世界应有的理性。二者本质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的放矢，运用普遍规律解决具体问题。

　　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说到底，知识来源于经验，而知识的力量就在于其来自经验、最终又对经验进行改良。遵循求是理性来认识世界，同时葆有求效理性去改造世界，学术的意义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诠释，而学者的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体认。

　　理性固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但诚如有人所言，倘若一个国家的学者都不进行理性思考，难道还要寄望于别的群体去承担责任吗?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沐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阳光，让“理性之思想”升华为集体共识，将精力专注于认识自然、社会和人，当此之时，中国学者才可谓抵达真正的自主，也才可谓找准了自己的价值坐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柯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