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老人”赵国珍参与创办两所石油高校,留下人生最好时光

2018-09-04 西南石油大学官微

  2018年8月20日,北京泰康之家养老院,西南石油大学校报记者向发全采访了1983年至1986年任该校前身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的赵国珍。以下为对话全文:

  


 

  看到学校发展我精神特别振奋

  向发全:赵书记您好!今年是咱们学校建校60周年,我们专程来拜访您,是想和您聊聊西南石油大学的历史,让年轻的朋友们了解学校的是怎么走过来的,了解前辈为学校做了哪些事,把学校的精神和文化传承下去,把学校建设得更好。您一直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我先问您个问题,您知道咱们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了吗?

  赵国珍:知道知道,早就知道了。我有了解学校的平台,就是你们办的微信。过去,是看学校的报纸,现在有了微信,就更方便了,微信内容非常丰富,有很多好消息,看到学校的发展,我精神特别振奋。听说你们采访了绍槐院长、家理院长,今天又到我这儿来,我太高兴了。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石油学会和第一份石油刊物

  向发全:学校发展好了,不能忘记你们。您离开学校以后招进来的老师、大学生都不了解您,所以今天采访您很有意义。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您,您1948年考上北洋大学,后来全国解放,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掀起了一股“石油热”,为什么当时的青年学生热衷于学石油?

  赵国珍: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我和我们这一代同龄人一样,饱尝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目睹了旧社会的阴暗和腐败,希望国家好起来。我是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考上北洋大学的,当时学校在地下党领导下,进步力量很强,入学后参加了反迁校、反饥饿运动,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就是民主青年联合会。解放以后,参加了天津第一期党训班的学习,不断提高觉悟和认识,心中逼着一股建设伟大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干劲和热情。在这一时期,1950年,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带队来到北洋大学,作了石油工业形势和鼓励同学们参加石油工业建设的报告,作完报告后,又请了一些玉门油矿的工程师给我们办了几次讲座,全面介绍石油地质、钻采和炼油知识,使我们了解到石油工业的重要性和发展石油工业的紧迫性,国家亟待培养石油工业专门人才。当时我们是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听完康世恩的报告,全班40多人就有21人报名由普通机械转入即将成立的石油机械专业,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石油工业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为学了好石油专业,宣传石油工业,在学校指导下,我们学生会发起成立了石油学会,编印了会刊。当时我在学生会宣传部工作,记得刊名叫《石油知识》,那时我们对石油了解不多,所以就翻印石油总局带来的材料,把工程师讲的课整理出来,又摘录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刊物上。

  1951年,我们学校选拔学生到苏联留学,苏联的石油教育搞得早。我本来也是推荐留苏的,考试也通过了,并且已经确定要走的,但因我中学认识的一个同学后来去了台湾,我就没有走成。那时要彻底向党交心,我把情况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上面说,既然如此,就暂时不去了,留在学校学石油。

  学校要办石油专业,一无专业教师,二无教学设备。怎么办呢?就采取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学校和石油总局把我们学石油的学生安排到玉门油矿现场,结合生产劳动进行专业学习。我们班21个学习石油机械的同学,11个分配到钻井队学习矿场机械,10个分配到炼油厂学习炼厂机械。

  唐朝诗文王之涣的凉州词写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当时要去玉门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长途汽车到玉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重庆大学石油机械专业实习团后来也到了玉门。从1951年到1952年脱胎换骨式的生产锻炼,使我终生难忘。我们在现场和工人师傅一起上班,三班倒,同吃同住同劳动。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拼命干,那时真是意气风发,有使不完的劲。有时太困了,就身披羊皮大衣倒在机声隆隆的千马力的柴油机旁边睡觉,满身是泥浆油污,感到无尚光荣。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平井场,安井架,到钻井,完井,这一系列实际操作使我们深深了解了石油勘探生产,了解了石油工人的可敬,真是终生受益。实习结束前,我们结合生产实践认真总结工人师傅的经验和实习体会,完成了一份实习报告,这就是我们的毕业论文,也是后来编写石油矿场机械教材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份实习报告可能还收藏在中国石油大学的图书馆。

  参与创办第一所石油高校

  向发全:您参加了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的创建工作,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赵国珍:1952年我们从玉门油矿回来的时候,北洋大学已经改成天津大学了,河北工学院也合并到了天津大学。一回来就毕业,石油总局派人来,说要在清华大学成立石油系,他指着我们三个说:“你们三个,一个到克拉玛依,两个到清华。”我们都不愿意去清华,都争着去克拉玛依,陈家巽同学说:“我不能当老师,我口吃。”我和方华灿说不出理由来,就决定让我们去清华。

  以我们这批人为基础,成立了清华大学石油系。在清华大学,除了公共课、基础课是他们原来的老师,专业课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那时没有书啊,我们对实习报告进行整理,再看点别的材料,分出若干章节,连夜连晚刻写钢板、油印,第二天上课发给学生,学生拿到教材还油墨未干。学生知道是老师晚上熬夜赶出来的教材,所以学习很努力,师生感情特别深。

  那时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清华大学石油系实际上是为成立北京石油学院做准备的。1952年清华大学石油系成立的时候,北京石油学院就在筹建了,1953年4月开始修房子,主要修了学生宿舍、教室和教师宿舍,有房子就可以办学了。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开学,我们从清华大学搬到北京石油学院。学校还是一片建筑工地,周围还有农田,有些房子还没有完工,没有食堂,我们的宿舍是临时赶工修起来的,刚完工就搬进去,房顶还渗水。石油机械系的专业教师有陈如恒、我、方华灿等。那时干劲大,我是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5年就破格提拔为讲师。我在北京石油学院教了五年书,送走了一届毕业生。

  人生的最好时光留在了“西南”

  向发全:您在北京石油学院干得挺好的,为什么愿意到四川来?

  赵国珍:1958年南充东观发现石油,当时认为前景很好,康世恩讲嘛,说我们在四川发现一个“金娃娃”,马上要建四川石油学院。我一听非常激动,主动要求到四川来。8月份妻子刚生了小孩,所以我一时还走不了,是10月份到的南充,妻子是11月去的,孩子就放在北京,交给丈母娘带。

  北京石油学院成立的时候,已经盖了一些房子,有教室、寝室。可四川石油学院什么都没有,我们招生时,高考录取工作都快结束了,石油部马上派人到四川,赶快选,选了600多学生。教师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工业部等单位,记得第一批有马载、刘全有、李直,17个人,我是第二批。学校除了学生、老师,没寝室、没教室、没实验室、没操场,借用部队营房办学,道路不平,电灯不明。女教师还下厨房。

  听马载说,省里主张我们在成都办学,已经给我们留了地方。那时贯彻毛主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所以石油部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主张建在油田,决定把学校放在南充,南充的意见是把学校建在医专(后来叫川北医学院)旁边。马载来校之前是石油部基建司司长,很内行,他说这里地势低,嘉陵江发洪水容易被淹,要找最高的地方。他很有眼光,结果1981年嘉陵江发洪水,南充下半城都被淹了,川北医学院淹得够呛。选校址的时候我去了,跑到燕儿窝那个地方,觉得这里地势高,就决定建在这儿。

  1960年搬到新校舍,那时已经建了地质楼、教工宿舍,学生宿舍还没有修好,他们就住在地质楼,记得我还烧过砖,搬运建筑材料,机械系师生还搞了吊车、打夯机,提高了劳动效率。那时学院开会没有地方,修礼堂很花钱,学校也没钱,马载说搞个露天会场,党委会就讨论了这件事,都觉得这主意挺好。就选了一个小山坡,动员全校师生平整地面,抬石头,和水泥。修好后,学校的大型会议就在露天会场举行,每次在那里开会,我都感觉到很自豪,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修的,可以坐四五千人,好像那是1961年的事。到1986年我走的时候,学校都还没有礼堂。露天会场用了几十年,师生们对它有感情。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我下放到金工厂劳动,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石油部要成立勘探开发研究院,然后我就被借调到部里了,在部里搞喷射钻井,户口也报了,房子也分了,准备把我调到北京。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在这种形势下,石油部决定大力发展石油高等教育,需要老师,而勘探开发研究院也需要人。我的去留问题,部党组开会的时候还讨论过,其他领导都同意我留在北京,只有副部长黄凯一个人不同意,说“不能宰母鸡”,坚持要我回去,可勘探院不放,因为喷射钻井试验装置刚搞起来。最后部里决定让我回学校搞教学工作。

  


 

  赵国珍(右)葛家理(左)在南充校区

  向发全:您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学校提出要“翻番升位”,这是什么意思?

  赵国珍:1980年3月回到学校以后,当了副院长,与党委书记张九山搭班子,我分管教学与教师。1983年,张九山卸任后,我担任党委书记。“翻番升位”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是五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在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实验设备等方面翻番,要在办学层次、学科建设、科研成果方面上升一个档次。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目标呢?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学校成立才8年,本来基础就比较薄弱,规模很小,学生就2000来人,教师200多人,文革一来,教师受到打击迫害,“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些论调压得老师抬不起头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在我们学校阻力很大,一部分人想不通,说文化大革命不能全盘否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积极。党委书记张九山头脑很清醒,他办事公正,工作踏实,坚持拨乱反正,在大会小会上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也讲,1982年我在教学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表扬了一批老师。老师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学校搞不好,所以我协助张九山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展中青年教师入党,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为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确定和晋升了技术职称,选送了一批教师出国进修和国内培训,解决了教师的夫妻分居、子女就业和住房问题,同时为教师安装液化气,办好教工食堂、子弟校、幼儿园。由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为翻番升位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这些工作,就没法翻番升位。1984年4月四川日报发表了消息,说西南石油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取得显著成效,1984年5月石油部教育司主办的《石油教育简报》全文转载了四川日报这则消息,后来我校被石油部评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进单位。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经济发展目标,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人才缺乏,迫切要求教育先行,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我们党委反复讨论,怎么落实党的决定,怎么加快学校发展,就想提几句口号出来,让大家记得住,便于统一思想认识。那时四川省的经济在全国排名是倒数第几位,四川人口和日本差不多,面积和日本差不多,经济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很多省份,所以四川省提出了“富民升位”的口号。我们学校的境况和四川差不多,虽然经过努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距离先进高校还有较大差距,学校规模小,教学水平还不高。当时部里要求石油教育要大发展,我们要不甘于落后,党委班子反复研究,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最后想出了四句话,就是“全院一心、立志改革、确保翻番、力争升位”,同时提出了“两个中心,一个为主”,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大力推动科学研究。“翻番升位”原来是5年计划,结果3年完成,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目标。1985年,石油部召开首届科研与研究生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在咱们学校召开的,这说明我们的努力在石油部产生了影响。

  人总是要有目标的,没有目标不行。如果说我在学校做出了点成绩的话,是遇到了两个好的班子,一个是张九山当书记时,我与他搭班子;二个是我当书记时的班子,院长张永一、副院长张绍槐、葛家理都是出色的校领导,张绍槐、葛家理都是学术带头人,一个搞钻井,一个搞开发,都是实干家,工作很有激情。

  在我离开“西南”以后,学校党委又提出“全院一心、锐意改革、发挥优势、力争一流”的口号,这个提得好,西南石油学院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我走了以后,我只是打了一点基础,张永一、张绍槐、葛家理发挥了突出作用。

  从30岁到58岁,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可以说,我们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西南”。

  


 

  (左起)张绍槐、赵国珍、葛家理2008年在成都校区

  我一直牵挂着“西南”

  向发全:您是怎么离开西南石油学院的?

  赵国珍:1986年4月,我到成都出差,去向省里汇报工作,住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招待所,管理局的干部突然来个电话,说石油部要求你马上到北京,我说我还要回南充带点换洗衣服,他说石油部说了,不要回南充,衣服还有其他要用的东西到北京再买。去了后我才知道,石油部马上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有些会议文件特别是主报告还没有弄好。第二天,我就参加了会议主报告的起草。当时是副部长赵宗鼐分管教育,大会主报告是由他作的。打那时起我就离开学校了,在石油部当了一年多的教育局代司长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院长。1988年,中央决定撤销石油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机构也作了很大调整,撤销了教育司,成立了教育指导委员会,由老部长黄凯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

  在“西南”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形成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咱们学校的毕业生,能吃苦、踏实肯干,是石油战线公认的,这与我们的校风是分不开的。

  从1958年到1986年,我在“西南”工作了28年,这个学校是我亲自参与建起来的,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我去了北京以后,要求宣传部把校报寄给我,平时主要通过校报了解学校。现在我有一个平板电脑,里面装了西南石油大学的微信,这是我了解学校的最好方式,基本上每天都看。30多年来,我一直牵挂着“西南”,看到学校发展这么快,变化这么大,我感觉过去的努力,过去吃的苦,都是值得的。

  祝学校早日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

  向发全:咱们“西南”有您的很多老同事,他们很关心您现在的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赵国珍: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体质一直不太好,又走了一条“双肩挑”的道路,我在部里工作时,还带“西南”的研究生,为什么能活到90岁,我觉得就是“知足常乐”。让我知足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参加了第一个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建设和北京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学两个学院的建设,培养了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我们把人生最好的时光交给了“西南”。另外一个比较满足的地方,是临近离休时(我是70岁退休的),正赶上从1995年到2013年中国石油装备大发展的时期。应邀主持和参与多种新型钻采装备包括我国第一台顶驱(顶部驱动钻井装置TDS——编者注)、第一台交流变频钻机、第一个连续管钻机、第一台浅海海洋钻井平台等等的设计方案研讨、技术审查、产品鉴定、评奖等工作,去年在北京参加了最后一次产品鉴定会,为石油装备的发展充分发挥了余热。第三个让我满足的是赶上了咱们国家由大变强的好时代,过上了满意的养老生活。2015年,我得了一个毛病,不能参加方案研讨了,因为我参加了方案研讨,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用不着准备,但开会得发言,发了言晚上就睡不着了。你们来采访我,今天晚上就睡不好。201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了,我有自知之明,因为去了以后会给人家添麻烦。现在的身体状况可以用三个“基本”来概括:基本上看得见、基本上听得见、基本上走得动,每天能走2000步。

  60周年校庆是学校的大事,向全校的老师和同学表示祝贺,并借此向老同志们问好,祝西南石油大学早日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

  人物简介

  赵国珍,生于1928年,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石油有突出贡献专家。195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石油机械专业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任教,1953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1955年破格提拔为讲师,1958年10月调入西南石油学院。1980年至1983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副院长,1983年至1986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后,任石油工业部教育局代司长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石油钻采装备工作理论与设计计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石油矿场机械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发明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奖1项。发表论文40余篇,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钻井力学基础》、《钻井振动筛的工作理论与测试技术》等。

  (原题为:《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访原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赵国珍教授》)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如果作者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微信订阅号

微信服务号

合作伙伴

友情链接

关于学术桥 | 联系我们 | 一对一服务平台

京ICP备12045350号-20 京公网安备110108902063号

中国教育在线旗下网站 © 赛尔互联(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