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年度科学突破
12月5日盛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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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40年来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聚集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40年来,改革开放赢得了人民富足、国家强盛,更为中国号巨轮在复兴的航程上树立了决心和信心,为人类进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案。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从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到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88.3%、45.7%;7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

成就令人瞩目,任务依然艰巨。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挥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以全面深化改革破利益固化之藩篱,以持续扩大开放战封闭孤行之逆流,再闯出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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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科技发展迎来了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缩影,发挥了先锋、引领和试验田作用。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创新活力竞相迸发,重大成果不断涌现,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我国科技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海归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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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大规模增长,与国家政策和行业需求相契合且发展态势不断向好。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使我国海归群体逐渐壮大。教育部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十八大以来,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留学事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留学事业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带来多样化的产业选择,推动了国内诸领域的发展……

专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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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乡间田野沉甸甸的稻穗到老百姓菜篮子里的香甜瓜果,从校园里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到实验室里的科技突破……在国计民生相关的多个行业和领域里,都有着外国专家活跃的身影。

14日,在深圳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正式发布。据介绍,该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省市区外国专家主管部门推荐了112名候选外国专家。活动微信投票页面共计百余万人次浏览,收到有效投票十万九千余张。

科技成就

一文看懂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成就

  改革使科技发展迎来了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缩影,发挥了先锋、引领和试验田作用。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创新活力竞相迸发,重大成果不断涌现,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我国科技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一、科技投入持续增加,研发条件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在一系列强有力科技政策及措施保障下,我国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研发活动投入持续增加,研发队伍不断壮大,研发经费规模持续扩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投入大国。

  (一)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大力实施使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2017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为403.4万人年,是1991年的6倍,1992-2017年年均增长7.1%。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达17606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1992-2017年年均增幅达到20.3%,超过同时期GDP年均增速(现价)5.3个百分点,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按汇率折算,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先后超过英国、德国,并于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目前每年对全球研发经费投入的贡献超过六分之一。

  (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国家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2002年首次突破1%;2014年又迈上2%新台阶,达到2.02%;2017年提升至2.13%,整体上已超过欧盟15国[1]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四)政府扶持力度持续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资金对科技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为7761亿元,是1980年的120倍,1981-2016年年均增长14.2%。一系列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实施效果凸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分别达到2.44万家和2.42万家,分别是2009年的3.3倍和3.5倍,减免金额分别达到570亿元和1062亿元,分别是2009年的3.1倍和3.4倍,对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自1999年启动以来,累计安排资金约35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科技计划顺利实施。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在基础科学研究(973计划)、高技术研究(863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顺利实施一系列发展计划,建立了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平台,推动科技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和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技术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条件。截至2017年底,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50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276家,科研硬件设施得到持续改善。

  二、科技产出量质齐升,重大成果举世瞩目

  经过多年的深耕厚植与艰苦拼搏,我国科技产出水平实现较大跨越,科学论文数量和被引用量迅速扩大,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知识产权产出、保护和运用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等领域实现多点突破,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中国科技发展进程已经由过去的难以望其项背到如今的“三跑”并存。

  (一)科学论文成果丰硕。

  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论文产出实现快速增长。2016年,中文科技期刊刊登科技论文49.4万篇,是1990年的5.5倍;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论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32.4万篇、22.7万篇和8.6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论文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7年中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已超过德国、英国,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二)专利实现量质齐升。

  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数为369.8万件,是1991年的74倍,1992-2017年年均增长18.0%;我国专利授权数为183.6万件,是1991年的75倍,年均增长18.1%。在专利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专利质量也得到同步提升。以最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38.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比重为37.4%,比1991年提高14.6个百分点;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19件,专利产出效率得到提高。

  (三)知识产权产出、保护和运用能力取得长足进步。

  经过40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出大国。截至2017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当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二位。2017年,我国受理商标注册申请574.8万件,注册量居世界第一;著作权年登记量突破274.8万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别达到200.2万件和74.5万件。国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先后出台《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多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保护机制,加强执法力度。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设立3个知识产权法院和一批知识产权法庭,建立了19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76个维权援助中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到持续提高。

  (四)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75.5亿元,是1995年的54倍,1996-2017年年均增长19.9%。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支持下,我国基础研究在量子科学、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五)高技术领域成就斐然。

  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的支持下,我国高技术领域硕果频传。神舟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实现平稳交会对接;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成功发射运转;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新的最大深潜纪录;自主研发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赶超国际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三、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体系建设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给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鼓励自主创新,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强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成为科学探索和知识创新的骨干,各类科技创新孵化器、加速器和众创空间等新型科技服务组织日益壮大,区域创新空前活跃,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更是极大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2017年,我国日均新增企业1.7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日均新增5.3万户,分别比上年增长9.9%和16.6%。截至2017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市场主体9815万户,我国新三板、创业板企业分别达到11630家和690家,独角兽企业164家,越来越多的创客、创新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创业创新的大潮中来。

  (二)企业创新蓬勃开展。

  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据对74.9万家规模(限额)以上企业调查显示,2017年有29.8万家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占39.9%。分行业看,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企业占比分别为50.6%和29.3%;分规模看,大中型和小型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企业占比分别为50.8%和39.9%;分登记类型看,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及外资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企业占比分别为38.9%、50.4%和50.7%。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各类企业生存发展的共同选择。

  (三)产学研合作明显加强。

  产学研结合是科研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乃至千家万户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促进产学研融通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在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开展产品或工艺创新活动的20.1万家企业中,将高等学校作为合作对象的企业占20.3%,将研究机构作为合作对象的企业占12.1%。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外部研发经费支出合计为342.6亿元,比2012年增长35.7%。

  (四)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科技咨询培训、技术孵化转化、投融资服务等多方面分层次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各类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科技中介组织不断加快发展。截至2017年底,经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达5739家,各类科技孵化器、加速器逾4700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融通合作的平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活跃了技术市场交易,极大促进了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2017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36.8万项,涉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方面,成交总金额达13424亿元,是1991年的142倍,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365万元,是1991年的80倍。

  (五)区域创新梯次联动。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主阵地。近年来,国家高新区建设不断加强,高新区数量已由1990年的27个发展到2016年的146个,区内企业数由1600家增加到9.1万家,实现了与国家创新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此外,上海、北京两个全国科创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各具特色。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等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169项改革举措基本落地,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将引领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外又一区域创新的典范。

  四、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引领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稳步提升的同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愈发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产品供给优化、新动能培育等方面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一)科技创新提供专业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国在质检、气象、地震、海洋和测绘等领域提供的专业技术服务不断完善,水平逐渐提高。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35000个;共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401个,已累计完成对140250个企业的产品认证。2016年,中央气象台和省级气象台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8551次,警报6069次。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地震台站1668个,区域地震台网32个;共有海洋观测站(点)124个;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513种;全国共有各类科技馆近600个,每年为5000余万人次提供科普服务。

  (二)科技创新保障重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和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科技创新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质量效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应急救灾、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据测算,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从2005年的43.2%提升至2017年的57.5%,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正在稳步推进。

  (三)科技创新推动对外交往。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就先后与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科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目前与我国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达158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112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启动,使各个领域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成为常态,科技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

  (四)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高技术制造业逐渐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已成为带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优化产业结构奠定基础。2017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9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5.8%,年均增长9.3%,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高5.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的较快发展得益于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研发经费为3183亿元,比2012年增长83.6%,年均增长12.9%,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0%,是工业平均水平的1.9倍。

  (五)科技创新提升供给质量。

  近年来,技术革新为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创造了条件。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逾四成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共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9.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3.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6.9%,比2012年提高5.0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项目中,以开发全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功能质量为目的的研发项目占比达到82.4%。科技创新成为改善供给质量的重要手段。

  (六)科技创新助力发展新动能。

  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力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不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催生出一大批大数据企业、独角兽企业。电子政务、信息惠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兴起,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和民众获得感。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发展,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天地。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基本跟踪、快速追赶”到“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渐多”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仍属于后发国家,在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协同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奋力加强自主创新,突出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充分发挥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领作用,勠力同心,奋勇向前,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来源: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

海归人数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 最新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出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大规模增长,与国家政策和行业需求相契合且发展态势不断向好。值此四十年之际,全球化智库(CCG)在“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发布了《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使我国海归群体逐渐壮大。教育部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十八大以来,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留学事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留学事业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带来多样化的产业选择,推动了国内诸领域的发展,促成了更多的国际合作,也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海归留学人员将会发挥的更大的作用,也将承担更多的新使命。

  出国留学被赋予更多意义 丰富阅历是选择留学主要原因

  四十年前,“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推动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快速发展。

  如今,越来越家庭选择送子女出国留学,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48.09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22.74万。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成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留学的意义也不局限于出国深造镀金。CCG研究组通过调研发现,“体验他国文化、生活,丰富个人阅历”是海归群体选择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占比达到76%。其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青睐于该选项为其出国留学所带来的附加意义。此外,“磨炼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和“国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也是重要原因,分别占比52%和51%。另有33%的人选择“海归回国发展更有竞争力”;因“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计划未来在国外发展”和“其他”原因选择出国留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 高中留学生人数增加

  从首次出国前所处教育阶段分布来看,海归群体中本科学历出国留学的占比最高,达到51.54%,其次是高中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占比分别为29.79%和12.12%。博士研究生、初中和小学及以下阶段占比较小,分别为0.67%、1.54%和1.14%。与2017年调查结果相比,2018年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比例提高了9个百分点,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则分别降低了4个和7个百分点,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

  留学选择国家与性别有关 女性多青睐英国

  从最近一次留学国家/地区分布占比情况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是海归群体留学的主要国家,占比分别为19%、18%、10%、10%以及8%。此外,加拿大与法国占比接近,分别为5%和4%。从留学国家男女比例来看,作为主要留学目的国的英国和美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女性海归更青睐于英国,占比高达22%,其次是美国的15%;而男性海归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1%的男性最近一次留学国家为美国,而15%的男性群体选择赴英国留学。

  经济学商学为主修学科 主修科目男女比例分布差异明显

  在最近一次留学中的主修科目中,经济学与商学类占比最高,达到43%。其次,分别是艺术与人文科学(14%)、工程学(10%)、计算机科学(5%)、管理学(5%)、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学(4%)、及语言学(3%)。在主修科目的数据中,除经济学与商学类男女比例接近之外,其他主修科目因文理区分在男女比例的分布上差异明显,文科类专业(如艺术与人文科学、语言学等)女性占比高于男性,而在理工科类专业上则男性比例较高。

  留学收获达到预期值 拥有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比例增加

  对于“留学后的收获是否实现了预期”这一问题,海归群体中接近一半的人持肯定态度。调查发现,分别有34%和11%的受访者选择“收获高于预期”和“收获远高于预期”,留学收获达到预期的比例为45%;另有28%和8%的受访者认为“收获低于预期”和“收获远低于预期”,留学收获未达到预期的比例达35%;还有20%的受访者对留学收获是否达到预期则表示“不清楚”。

  CCG研究组在调查中发现,在海外工作经验分布情况方面,海归群体中近七成具有一定的海外工作经验,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占三成。其中,具有“1-3年以下”海外工作经验的占比23%,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半年-1年”占比17%,“半年以下”14%。拥有三年以上较长海外工作经验者占比较少,“3-6年”占比11%,较201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6年以上”占比5%,也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综合来看,具有1年以上,特别是3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比例提升明显。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归具有海外工作经验,海归质量不断提升。

  留学安全关注度上升 多数海归群体认为应提高安全意识

  近年来,留学生在国外遭到不法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留学安全问题备受留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调查数据显示,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安全问题“较为常见,要提高防范意识”的比例达到44%,2017年该数据仅为27%。认为“只是个别案例被媒体放大,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比例也2017年的66%下降到2018年的40%。留学生的安全意识有明显提升。

  海归成人才大战争夺对象 北上广是首要目标城市

  东北和中西部人才流失严重 吸引海归人才政策有待改善

  最近一年,城市间的“人才大战”从一线城市扩散到二、三线城市,人才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课题组对海归群体的生源地和现居住地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海归群体生源地占比超过5%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山东、辽宁、江苏、河北,分别占海归群体的9%、9%、8%、7%、6%和5%。 可以看到,海归群体的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上来看,这些省市较中西部地区仍具有一定优势。然而,从海归群体的现居住地来看,省市之间的人才聚集能力区别显著,即有些省市在该过程中成为人才磁铁,吸引和集聚海归,另一些省市则在人才竞争中面临海归人才流失的挑战。

  从海归群体的现居住地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是省市间海归人才竞争中的受益者,海归群体迁入数量分别占海归群体总量的12%、8%和6%,即在假设生源地为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海归群体在回国后均未发生迁移 的基础上,有额外12%、8%和6%的其他生源地海归群体迁移到这三个省市;从增幅上来看则更加明显,北京、上海和广东海归群体净增幅分别为141%、278%和72%,即在假设生源地为北京的海归群体未发生迁移的基础上,有超过该群体1.4倍的其他生源地海归群体选择在北京发展,而这一现象在上海则接近3倍。

  报告指出,海归群体流失方面 ,黑龙江、山西、河南、河北和湖南流失比例较大,分别为81%、60%、58%、49%和46%,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人才大战”中将面临更更加严峻的挑战。

  把未发生迁移的数据与发生迁移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61%的海归群体在回国后并未发生迁移,而是更多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其他迁移的海归人群中,有13%的海归迁往北京,8%的海归群体迁往上海,7%的海归群体迁往广东,与上图中假设北京、上海、广东无迁出情况的比例相比,北京、广东生源的海归群体迁出比例实际仅为1%,上海生源的海归群体迁出比例更小。

  从非北京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北京的省市分布来看,河北、山东、山西、辽宁、河南、天津、吉林、陕西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其中,河北、山东、山西占非北京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北京总量比例的前三位,分别为17%、11%、9%。可以看到,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对北方人才、乃至中西部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从非上海生源海归群体迁入上海的省市分布来看,河南、江苏、安徽、浙江、辽宁和黑龙江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其中,河南、江苏、安徽占非上海生源海归群体迁入上海总量比例的前三位,分别为12%、9%、7%。可以看到,上海除对周边省份海归人才具有显著吸引力之外,更是生源地为河南的海归群体的主要选择。

  从非广东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广东的省市分布来看,湖南、广西、湖北、福建、江苏、江西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其中,湖南、广西和湖北占非广东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广东总量比例的前三位,分别为17%、11%、11%。

  对产生迁移的海归群体进行城市选择的具体分析来看,“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产业基础好”为海归群体最为关注的城市要素,关注度分别为56%、38%、34%和18%。从性别差异看,除对“经济发展快”的关注程度接近以外,女性海归群体更关注“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分别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而男性海归群体则更关注“产业基础好”,比女性高出12个百分点。

  千禧一代海归可顺利融入社会 在国内发展优劣势明显

  报告指出,回国后的融入情况显示,97%的受访者能够在回国发展中实现社会融入,其中能够“顺利实现融入”和“有困难,但能渐渐融入”的比例均占48%。约3%的受访者始终无法融入,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始终无法融入的海归比例降低了2个百分点。

  海归群体在国内就业方面存在的优势主要包括“语言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和“生活适应能力强,更加独立”,选择比例分别为73%、59%和37%;此外,也有受访者认为海归的就业优势还包括“批判性思考能力强”(25%)、“更了解海外市场,容易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或分销渠道”(16%)、“更具创新能力”(16%)等。与2017年相比,海归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势评判有明显下降,选择比例从86%下降到59%。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国际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国内高校国际化教育理念的快速发展,使国际视野的获取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海归群体更加直接接触到国际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

  海归回国求职多通过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 95%的海归可在归国后半年内找到工作

  调查显示,从获得国内工作的求职渠道来看,排在首位的是通过“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49%的海归选择该途径求职;其次是“直接向意向单位投递简历”和“家人或者亲戚朋友推荐”,选择比例分别为22%和19%。其中,男性与女性在这三种主流的求职渠道中存在一定差异,男性“直接向意向单位投递简历”的比例高于女性,而选择“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和“家人或者亲戚朋友推荐”的渠道,女性比例则高于男性。

  在求职周期方面,男性与女性海归的差异并不明显。42%的海归能够在归国一个月以内找到工作;40%的海归能够在1-3个月找到工作;需要4-6个月的占比为13%;需要6个月及以上的占比仅为5%。与201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1个月以内找到工作的海归比例提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需要6个月及以上求职时间的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说明海归在国内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有一定提升。

  金融业就业比例超过信息技术服务业升至第一位,制造业比例有所上升

  报告指出,在就业行业方面,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教育、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排名靠前,所占比例分别为14%、13%、12%、11%、8%和7%。可以看到,在排名靠前的行业中,因性别不同,海归对于行业的选择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女性海归来说,教育(15%)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0%)占比明显高于男性;对于男性海归来说,金融业(17%)和制造业(15%)占比则明显高于女性。与2017年相比,金融业就业比例超过信息技术服务业升至第一位,制造业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17年的第5位升至2018年的第3位。

  海归薪酬待遇有所提升 但薪酬满意度降低

  企业发展前景不明为跳槽主因 薪酬水平对跳槽影响因素变大

  调查显示,工作收入与个人期望相比,认为收入高于甚至远高于预期的海归不足1%;仅有19%的海归认为工作收入基本符合预期;认为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和远低于预期的海归占比分别为49%和31%。综合来看,虽然海归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较2017年有所提升,但80%的海归认为收入水平低于预期的情况,较2017年69%的比例来看,海归群体收入与预期矛盾进一步加剧。

  CCG研究组分析发现,企业发展前景不明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比达到25%;22%的海归由于薪酬水平跳槽;“有了更好的机会”、“职位晋升受限”、“对目前的工作不感兴趣”也各自占据10%以上的海归比例。相比2017年的调研结果,因薪酬水平产生工作变动的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显示出海归回国后的薪资水平与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提升其薪资待遇成为企事业单位提升海归人才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方向。

  30%海归创业选择对口领域 运营成本高仍是创业最大困难

  报告显示,海归创业行业选择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批发和零售业(15%)、教育(11%)。前两名以男性创业者居多,而在教育行业,女性创业者远高于男性,为14%;出现女性创业者比例高于男性的创业行业还有“住宿和餐饮业”等。

  进一步分析海归创业者选择该行业创业的原因,30%的海归是因为“留学专业与创业行业紧密相关”,其次24%的海归选择了“主要合伙人的创业理念”,再次为“该行业是创业热门行业”,占比为17%。因“家庭背景”而选择该行业创业的比例为11%,因“相关技术专利、国家或地方发展规划相匹配”“个人爱好”因素选择相关行业创业的比例均为6%。其中,女性海归创业者相对男性来说,关注留学专业与创业行业相关性、创业热门行业和家庭背景的比例更高。

  海归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仍然是运行成本高,占比56%,我国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其次,对国内市场不够了解的比例达到38%,因融资困难的比例为37%,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政府相关政策配套不齐、技术成果转化比较困难、国内研发水平尚不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比较困难分别占比为27%、21%、13%、8%、6%、1%。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海归创业者对于企业运行成本高的反应较男性海归创业者更为明显。

  不同性别海归对创业服务评价差异显著 女性创业群体需更加关注

  报告指出,不同性别的海归创业者对创业服务为其创业提供帮助的评价有显著差异。其中,认为帮助非常大的男性比例为23%,而女性仅为4%;认为帮助较大的男性比例为26%,女性为18%,认为一般的男性比例为21%,而女性比例达到43%;认为帮助很小的男性占比为5%,女性占比11%;认为没有帮助的男性比例为14%,女性比例为7%;认为不清楚的男性比例为12%,女性比例为18%。在创业服务的供应方面,应当对女性海归创业者予以更多的关注。

专家人物

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专家都有谁?

  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4日,在深圳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正式发布。

  从乡间田野沉甸甸的稻穗

  到老百姓菜篮子里的香甜瓜果

  从校园里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

  到实验室里的科技突破……

  在国计民生相关的多个行业和领域里

  都有着外国专家活跃的身影

  据介绍,该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省市区外国专家主管部门推荐了112名候选外国专家。活动微信投票页面共计百余万人次浏览,收到有效投票十万九千余张。

  经过严格的选拔和专家评审,最后有 40位外国专家入选(名单附后)。

  他们中有改革开放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第一人、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陈省身(Shiing Shen Chern)(美国),世界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

  他是改革开放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第一人,从1985年到1995年以南开大学数学所为基地,先后举办了12次“学术活动年”。当今中国数学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多数都从中获益,堪称改革开放后数学界的“黄埔军校”。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加拿大),外语教育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是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

  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先驱和拓荒人之一。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德国),企业管理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武汉市 “黄鹤友谊奖”获得者。

  1984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他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拉开了中国企业界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序幕。

  本•史蒂文森(Benjamin Stevenson)(美国),芭蕾舞编导专家,中央芭蕾舞团特聘导演,北京舞蹈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唯一的外籍荣誉教授。

  1978年,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代表美国政府来华访问的专家来华交流,自此不遗余力帮助中国芭蕾艺术走向世界,为中国芭蕾引进先进的艺术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为中芭编排《泪泉》《灰姑娘》两部代表性舞剧,持续地引发世界对中国芭蕾的关注。

  威廉•林赛(William Lindsay)(英国),长城保护与研究专家,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创办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自幼与长城结缘的他,1987年独自一人,历经78天,徒步行走约2500公里的长城路,成为了第一个走完长城的外国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对长城的保护工作中,多次组织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参加长城捡垃圾活动,2001年创办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澳大利亚),澳中关系和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半个世纪来 ,他60多次访华,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建立了澳洲大学第一个中国研究中心,近80岁高龄仍在教授课程,其子斯蒂芬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1.马吉帝(Majdi Alhmah)(叙利亚),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彼得•贝内特(Peter Bennett)(英国),印刷技术专家,武汉市“黄鹤友谊奖”获得者。

  3.弗农• 道格拉斯•布罗斯(Vernon Douglas Burrows) (加拿大),燕麦育种与综合利用研究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

  4.白高颐(Guy Burgoyne)(澳大利亚、英国),汽车造型设计专家。

  5.曹思德(Steven M. Chapman)(美国),企业管理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6. 陈省身(Shiing Shen Chern)(美国),世界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

  7.赵诚惠(Cho Sung Hye)(韩国),外语教育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8.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加拿大),外语教育专家,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

  9.谢里(Breard Cyrille)(美国),飞机噪声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0.罗杰•德特尔斯(Roger Detels)(美国),流行病学与传染病控制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11.杜丹德(Daniel J. Dudek)(美国),环境政策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2.尼古拉•杜申(Nikolay Dushin)(俄罗斯),眼科医学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3.克劳斯•菲尔(Klaus Filter)(德国),赛艇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4.罗伯特•嘎什(Robert Gasch)(德国),结构动力学和风电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

  15.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德国),企业管理专家,原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16. 罗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英国),外语教学专家、文学翻译家,陕西省“三秦友谊奖”获得者。

  17. 彼得•葛雷博(Peter Grabau),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8.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英),汽车造型设计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19.杰弗里•雷蒙(Jeffrey Sean Lehman)(美),教育、法学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0. 李昌钰(Henry Lee)(美国),刑事鉴识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1. 威廉•林赛(William Lindsay)(英国),长城保护与研究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2. 李源祥(Yuanxiang Lee)(新加坡),经济专家,入选“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

  23.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澳大利亚),澳中关系和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4.阿兰•梅里埃(Alain Louis Marcel Mérieux)(法国),生物医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5.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亚斯尼科维奇(Mikhail Myasnikovich)(白俄罗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6.莫瑞斯•托帕兹(Topaz Moris)(以色列),临床医学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7.西特里维•尼基弗诺维奇(Sitlivy Nigiforovich)(俄罗斯),氟化工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浙江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

  28.冲村宪树(Kazuki Okimura)(日本),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

  29.鲍里斯•巴顿(Borys E.Paton)(乌克兰),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0.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trother Phelps)(美),经济学专家,曾获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1. 罗曼诺•路普(Romano Rupp)(德国),非线性光学专家,陕西“三秦友谊奖”获得者。

  32. 潘忠礼(Zhongli Pan)(美国),食品与农产品加工安全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3.夏爱克(Eckehard Scharfschwerdt)(德国),医学专家,扎根云南行医扶贫15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4.弗朗索瓦 • 塞黑尼尔(Francois Serneels)(比利时),马铃薯晚疫病防治专家,重庆市“重庆友谊奖”获得者。

  35.添田修平( Soeda Shuhei)(日本),日语广播专家,国务院批准认定的“外国老专家”。

  36.杰伊•西格尔(Jay Siegel)(英国),化学专家,天津大学首位外籍院长,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7.本•史蒂文森(Benjamin Stevenson)(美国),芭蕾舞编导专家,中央芭蕾舞团特聘导演。

  38.原正市(Hara Syouichi)(日本),水稻旱育稀植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39.姚期智(Andrew Chi-Chih Yao)(原美国国籍,现中国国籍),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40. 叶嘉莹(Ye Jiaying)(加拿大),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来源:科技日报 以上图片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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