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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讲堂：院士等学术权威应带头营造良好学术风气

文/李志民

李志民主任的观点可谓切中时弊，是引导学术发展的清流，对学术论文的发表起到很大的启发引导作用。

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院士等学术权威带头营造，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院士制度是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制度设计。能够当选院士，是科技工作者的莫大荣誉，同时也应担负起巨大责任。总的来说，院士们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舆论对于院士制度的质疑和争议，也从未停歇过。主要包括院士是否应该退休、院士的评选方法是否公正、甚至腐败等等。院士的学术诚信是我国科技界、学术界学风建设的引路标，直接影响着中国整体的科研环境。近年来，个别院士科学道德失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发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院士除了科研和教学，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有些院士在各自领域内的一些学会兼职，参与政府组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咨询等，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但是，院士和普通人一样，精力和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在社会组织兼职和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必然会影响到科研和教学等工作，所以必须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特别是与所研究专业无关的社会组织兼职，徒挂虚名。

当前，存在的院士到好几个学校兼职的现象，有学校的原因，也有院士不自量的原因，这本身就是学风不正。全国如果按照各大高校声称的院士人数，要远远大于实际的两院院士数量。其实，院士兼职是可以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利用其影响，对他所兼职学校的学科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但如果身兼数职，一个院士在多所学校兼职就是问题。院士兼职必须要与本人研究专业相关，并要与自身精力相适应，避免过多兼职。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

另外，还有比较影响学术风气的问题是，很多城市打着创新发展的旗号，设立院士工作站、建立创新中心，为了吸引院士等学术权威出台了很多“诱人”的政策，给房、给地、给资金，于是就出现院士在全国许多城市占房子、占地的现象。当然，如果某位院士能立足一处，集中精力，倾入所能，对当地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还是能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但如果到处“圈地”，只为利益，则对学风建设不利。

对于院士个人来讲，有荣誉则应有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包括学术上的带头和引领，最重要的是要在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早在多年前，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都制定了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要求院士们“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学术上的浮躁浮夸之风。坚决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等等。

院士不仅要在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等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也应该为全社会树立典范。院士不要在无实质性贡献的论文上挂名，要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答辩、评议、鉴定、评审、咨询和评奖等活动，确属自己专长又有余力参与的才参加，在对有关社会热点问题公开做出评价时需谨慎和客观，尽量减少礼仪性和庆典性的社会活动等。

主任讲堂：中科院院士与工程院院士的区别

文/李志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中国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权威，代表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水平，两者都是高级人才，但研究领域和工作性质不同。院士是荣誉称号，是用来表彰其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以中科院院士为代表的高级科学人才，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的科研工作者；而以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高级技术人才，是在工程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的技术专家。如果按研究领域大致分，一个是理科一个是工科。主要是侧重不同，中科院院士主要是从事科研理论等方面的高级科学人才，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工程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有人既是科学院院士又是工程院院士，说明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区别如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院士的标准和条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的义务与权利包括：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努力创新，做出成绩；提倡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精神，发扬优良学风，普及科学知识，起表率作用；积极培养人才，推动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参加院士会议，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积极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问题的决策有建议权；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有推荐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院士由选举产生。院士的标准和条件是：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专家)，可被提名并当选为院士。院士的义务和权利包括：积极促进工程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努力创新，不断作出成绩;提倡科学精神，维护科学道德，发扬优良学风，起表率作用;积极培养人才，推动工程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参加工程院及学部的活动，承担工程院及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国家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决策有建议权;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有提名权;在院士会议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

“科研疯子”黄大年

文/新华网

2017年1月8日，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7年前，他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7年中，在科学的宫殿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翻看黄大年生前的微信朋友圈，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他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在他心里，科学是他梦中的“情人”。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在着急，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

“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黄大年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设计科研思路。没有样机，一有空他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店铺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索性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没有机库，他在地质宫门前寻了块儿空地，拉着团队挥汗如雨忙活个把月。 机库建成第二天，出事了。原来，他们不清楚审批程序，只给学校打了报告，没有履行相关手续，有人开着卡车来就要拆了机库。

“不能拆！”黄大年急了，一边喊一边往卡车前一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可是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呀……

事情传开了，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疯子”。他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就在这种“疯魔”中，我国在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就在这样的“疯魔”中，7年间他打造出充满魔幻的“大年童话”——搞交叉、搞融合。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交叉、融合中带来的“化学反应”“裂变反应”，释放出无尽的想象空间。

黄大年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

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家纷纷加入。

有人说，当很多人还在2.0时代徘徊的时候，黄大年已站在了4.0时代，甚至更远。 黄大年的“疯魔”就这样成就了祖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多处“弯道超车”——

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国际学界发出惊叹：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在这个跨越的背后，站着的就是黄大年这样的“科研疯子”。

清华女教授跳槽普林斯顿：是人才流失，还是人才流动

文/人民日报评论

这几天，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终身讲席教授，引起了广泛关注。颜宁本人表示，“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清华大学也说，“这有助于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清华的学术风格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上”。

用颜宁的话说，这“明明是开开心心的一件事”，但就在消息出来这几天，网上舆情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为此格外激动，觉得这是国内大学赶上世界一流的一个标志。

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清华回应称，“世界一流大学对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有较高认可”，这话有它的道理。颜宁本人从清华到普林斯顿，从普林斯顿回清华，又从清华到普林斯顿，这样的来来往往，本身就可以视为我国高等教育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注脚。

如果国内的学术水平真的那么不行，恐怕就算清华能花大价钱把颜宁从普林斯顿请回来，十年之后，她那份学术天赋估计也早就被废掉了，哪里还有被请回去的机会？

在现阶段，世界确实还不是平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虹吸效应，依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这样的位势差，也不会永远不变。如果说当年姚期智、杨振宁、陈十一、施一公的归国确实需要很强的爱国精神支撑，那么今天，很多优秀海归的回国工作，已经不只是情感的考量，同样也经得起现实损益平衡的考验。

当众多国外科学家开始羡慕中国的实验室拥有比他们更好的研究条件，当越来越多像中国科大的段路明，清华大学的祁晓亮、郑思齐等等国内培养的人才，同样有资格在世界知名大学获得讲席教授的称号，我们对“人才流失”的看法恐怕需要逐渐被“人才流动”所取代。即便从最为功利的视角来看，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谁知道颜宁将来不会把更多先进的研究成果带回中国？

当然，“越来越多”还不是“很多很多”，无论是归国的顶尖高手，还是像颜宁这样被世界一流大学聘任为终身讲席教授的国内人才，目前还属于凤毛麟角。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体制机制和科研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还比较严重。这些年来，从国产大飞机试飞，到量子计算机突破，从迈入空间站时代，到高铁订单遍布全球，中国科技创新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坚定中国创新自信的底气所在。但自信不是自大，为此膨胀那不是聪明而是犯傻。

可以说，颜宁事件的舆情就像一个多棱镜，映照出人们对中国科技略显极端的认识和心态。那种说起毛病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起进步就忘记自己今天晚上吃几两干饭的做法，都谈不上是成熟和理性的。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对类似的想法也应该抱有一定的宽容，现实所限，我们也的的确确还没发展到那种心平气和、宠辱两忘的程度。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素质，构成了中国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环境。

假如到某一天，颜宁和那些跟她一样优秀的人才，能够静悄悄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自由往返，“不带走一丝云彩”，那才是我们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的时候。